面对赌球国内因疏利导 尽快开放博彩行业

滚雪球式的庄家
第一次知道赌球黑幕,任杰还是有些难以置信。2003年初,已经输得倾家荡产的他,决定拿出3万块钱赌一场甲A比赛,“但庄家却劝我不要再赌了。”

一级一级的庄家和散户如同传销的上线与下线,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

任杰回忆说,那场比赛在一支夺冠热门球队与另一支降级球队之间进行,任杰身边的很多赌友都押了强队,认为获胜志在必得,“因为这是一场没有理由不赢的比赛!”但多年相处的庄家却告诉任杰,“这次赌你一样会输,但你输了我不要你3万,只要你1万。”比赛还没开始,庄家就信誓旦旦地让任杰准备好1万块钱。结果,庄家预言成真,这场比赛爆了个大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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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庄家说:“这些年来,你输得这么惨,所以我这次只是想告诉你一些道理。”看到任杰还是半信半疑,庄家又指定接下来四场比赛让任杰投注,但每回只让他投1000元作试验。“没想到四场比赛的结果和庄家预言的一样”,任杰说:“我不敢相信,从此我碰都不敢碰中国足球了。”

庄家的这一记闷棍总算打醒了任杰扳本的幻想,而此时,他的家底已然输光,连房子和车子都抵押了出去。2006年,任杰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哭球,一个赌球者的自白》,他希望用自己的经历警告那些深陷赌瘾、难以自拔的赌徒们。

任杰决定竖起反赌球的大旗——成立反赌球联盟会,他在北京开了一家名为“哭球”的餐厅,菜谱都以“黑哨”、“假球”命名,一些赌客和服务员在此交流戒赌的经验。

像任杰接触的庄家一般就是赌博集团发展的“代理商”,其主要目的是发展赌球“业务”。赌球公司一般采取层层代理抽取利润的方式运营,“基层代理商不仅肩负着发展客户的职责,更重要的是还要追讨赌债,于是赌球公司的代理商不可避免地与地下组织结合在一起。”任杰说。

目前,很多跨国赌博集团都在中国发展其代理商,这些代理商继续发展下线,形成一个庞大的赌博网络,“一级一级的庄家和散户如同传销的上线与下线,这群人一般都是朋友或者朋友介绍认识,并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由于之间属于口耳相传的直接关系,对于资金的信用度成为人们衡量的首要标准,这保证了地下赌球的顺利进行。庄家开盘后,赌民通过电话等联络方式到庄家那里投注,比赛结束后根据赛果进行上门交收。”

任杰说,“不仅国外赌博集团,国内很多庄家都学着按境外赌博集团的模式来操盘。”

赌球代理人操纵比赛
“不仅是输得倾家荡产的赌徒,足球圈的很多人都会找到我,还有一家俱乐部的替补队员用公用电话打给我,‘老大把整个球队都卖了,我该怎么办’。”接触越多,也让任杰了解更多的足坛黑幕。

在赌博公司和庄家共同编织的庞大网络中,代理人与足球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各种渠道物色各种人操控比赛

有一位为地下球庄打工的杨君曾对任杰披露了一些他所了解的国内联赛赌球的黑幕一角。“进了球庄,我才知道决定比赛结果的,不仅仅有双方实力的差距,更有许多不能见光的幕后黑手。”杨君说。

杨君介绍,每次比赛开始前,庄家都会开出一个赔率以方便赌球的人下注。两边的赔率合计大约为185元,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方向最少为0.80元 (当你投入100元,如果猜中后你连本可得到180元),另一个方向的赔率就为1.05(你投100元,猜中后可以获得105元),庄家尽量让双方的赌注持平,他的利润则靠抽取中间15%的提成。

“一场正常的比赛,如果没有人在幕后操纵,由于胜负难测,庄家不可能赚取很大的利润。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空间,庄家需要在事先决定比赛的结果,他们只有通过自己的手段,买通球员来控制比赛结果。”

杨君此后做的工作就是为境外一家博彩公司做公关,专门和国内俱乐部球员联系,“刚开始我是找球员身边的人,熟了后,便和球员们成了朋友,一些球员都是明码讲价,在这个圈子我渐渐得心应手,几乎没栽过跟头。”

中国足坛的赌球现象催生出了许多像杨君这类的赌球“代理人”,在赌博公司和庄家共同编织的庞大网络中,代理人与足球圈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各种渠道物色各种人操控比赛。

一则笑话大概可以反映中国足球受赌球伤害之深:早年学踢球者都想当前锋,现在却都抢着当后卫和门将,因为这是赌博集团赌球的关键角色。

此前,著名足球记者马德兴曾透露球员踢假球的规律:“做球的队员是一名门将、两名后卫、一名前锋,这就是著名的1+2+1规律。”而据任杰的研究:“现在不仅是1+2+1模式,有些俱乐部因为资金问题,整个俱乐部都参与赌博。”

根治足坛黑幕绝非易事
赌博集团吸收的非法赌资究竟有多大规模?

国际赌博集团的行为不受政府约束,根本没有犯罪成本

如果以去年中国彩票销售额一千亿元为计,王薛红认为,“非法赌资的数额可能达到一万亿元”。正是因为如此庞大的数据,今年有政协委员提议,“我国大部分博彩业资金都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国外,我国应该尽早放开博彩。”

尽管国内已经有合法的彩票,但王薛红认为彩票并不是为赌球而设计,“赌球是真正玩赔率的游戏,并且赔率随着赛事变化而变化,有很多兴奋的因素在内。此外,现在一些境外赌球集团还给用户提供了多种优惠措施,比如说允许赊账等,这些也很有吸引力。” 因此,王薛红认为,在足坛打黑后,中国应该逐步放开博彩业,实现博彩合法化。著名足球评论员李承鹏对这一观点颇为认同。他认为:“地下赌球最大的祸根不是联赛本身,而是没有公平合法的地上赌球。”

王薛红说,对于目前的非法赌球,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来应对,而不是仅仅采取打击这种单一的方法。“如果放开,赌博集团操纵联赛的可能性就会降低。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境外的赌博集团本来就没有拿到牌照,他们的行为不受政府约束,根本没有犯罪成本,如果政府把博彩纳入正常的管理渠道,这些网站反而会衡量犯罪成本。这样引进更多元的博彩公司,并发放正规牌照,则更有利于政府的管理和处罚,并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财政收入。内地的赌客就不用远去澳门博彩了,同时减少了私彩在国内的盛行。”

不过,放开博彩在今天的中国还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无可争议的是,“对中国足球而言,国际赌博集团已经编织了一道利益网,要彻底根治足坛黑幕绝非一朝一夕之事。”王薛红说。对此,任杰更不乐观,这几年,他一直在做反赌工作,但收效甚微,“庄家把赌球者置于一个弱势的地位,他们有团队运作,有精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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