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家族现象 华商横跨政商两界

澳门是个陆地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的小地方,却涌现了许许多多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与叱咤风云的家族。前任特区首长何厚铧与昨天新上任的特区首长崔世安均出身名门家族。

早在19世纪中叶,澳门自取消关税以来,税收资金很少,财政状况十分困难。政府向华人征税时,遭到愤怒的华人投掷石头的反抗。虽然开赌场是违反葡萄牙法律的,但当时的澳门总督亚马留也别无他法。于是,政府于1847年批准白鸽票赌博承充专营,同年又对番摊赌博征税。亚马留政府通过这些途径,开始向华人直接征税,以增加财政收入,成为保证政府获得稳定收入的前提;而且也有利于减少殖民者和当地人之间的摩擦与冲突。这个一石二鸟的伎俩,就是至今在澳门某些行业尚有存在的承充专营制度。

自从实施赌博等承充专营制度后,1859至1860年度的澳门博彩专营收入,即占了澳葡政府总收入的45%,博彩业逐渐成为澳门的经济支柱。继博彩业最早实行专营后,政府于1849年又对猪肉实行专营。一直到20世纪,从鸦片、盐业,到垃圾和粪便处理,连政府的工程和兵营供给也都不例外。这就给了华商极大的发展空间,除了少数葡人参与海鲜等生意的承充之外,绝大多数的专营权为华商竞得,从而形成经济实力强大的家族企业。

这种社会经济基础上,华商们有了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后,自然就会渴求政治的话语权和社会上的地位,而澳葡政府不会将政府重要位置让给华人。因此,澳门华商参政议政就采用另一种途径———组成社团。华人需要依靠社团与当局争取权益,而社团则靠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族扶持发展。澳门商会(今中华总商会)等商业协会,在华商领袖的率领下,渐渐发展成完备和广泛的政商性组织。这样一来,有担当的家族得到了本地社会、澳葡政府的重视。华商领袖跻身于澳葡主流社会,积极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包括澳葡政府的政策制订过程。而且,华商家族之间来往密切,互相影响。比如,“澳门三大家族”何、崔、马三家就有着深厚的渊源。

何厚铧的父亲———何贤,在澳门金融界闯荡时,因为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的欣赏,而成为同业中的翘楚,后来被推选为澳门银行公会理事会理事长。也是在马万祺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柯麟,出任澳门镜湖院慈善会值理,成为澳门著名的华人政治人物。何贤一直起着纽带的作用,联结着澳门社会的方方面面,为澳门的稳定繁荣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除了叔叔崔德祺之外,崔世安的兄长崔世昌、堂弟崔世平也是澳门现任立法会议员,被外界称为澳门政坛“崔家将”。另外,马万祺的儿子马有礼也担任澳门政府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政协委员和澳门中华总商会副理事。

2002年2月8日,澳门特区政府打破博彩业40多年来独家垄断的格局。这给似乎有些保守的“赌王”带来强烈冲击,但何家的新一代却很快在挑战面前作出应对。他的长子何猷龙和长女何超琼都以新的理念,对家族产业进行新一轮的布局,令其更具时代特色。5天前,其拥有的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又新开张一个海立方娱乐场,可见老霸主的家族生意还在发展当中。但有的研究者也认为,澳门家族现象会越来越模糊。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任杨允中说,家族或财团与政治联系紧密,不是发达国家或一个成熟社会的标志。随着现代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这样的状况会慢慢改变,热心社会工作的新生一代会有更多机会。

澳门经济学会会长刘本立也指出,随着公民素质的提高,大量外来资本的涌入,以及现代企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的引进,经济领域的家族色彩在澳门未来会慢慢减弱。继而影响至政治领域,靠个人威望治理、重视人情关系的社会模式也会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法律为中心的法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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